胡锦涛同志指出，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，应该是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。人们知道有法，但不知法是什么，如何依法办事，如何监督他人依法办事仍是盲区，导致民众不知如何预防和避免生产生活中的矛盾纠纷，更不知如何去公正高效地化解纠纷，过多地依赖诉讼，高社会成本地解决纠纷，甚至迷信信访渠道获取利益，增加纠纷化解代价 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。究其原因，普法的方式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。很多普法形式停留在媒体上或者广场宣传上，与普通老百姓联系不紧密，公众关注度不高，往往成为剃头的挑子一头热，收效当然不大。

    人类最早的需求是生存与有序，当公正成为决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时，特别是当公正成为决定社会是否有序的关键因素时，人们才将公正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价值，法律的公正价值便居于核心地位。如果社会无序，社会生活便无法正常进行，社会便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，法治的其它价值与功能便难于正常发挥与顺利实现。为了保证社会的有序，必须通过法律的事先规范、法律的事中执行、法律的事后监督与矫正等功能来完成。可见，法治的有序价值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。然而，有序与公正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权，人权是法治的目的价值和终极价值。因此，人们才得出结论说，利益是社会主体行为的原动力和追求目标，权利是当代法治社会的价值本位，权利义务公正分配是法治社会公正价值的体现，制约权力、保障权利是当代宪政的主要价值目标。为此，公正分配权利资源，逐步提高人权的享受程度和水平，逐步扩大人权享受的范围，特别是公正地、普遍地体现人权便成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而这一切，都有赖于法治价值、功能和作用的系统发挥。

    社会和谐不但需求法治，同时也渴求法治的和谐。只有法治本身和谐了，才能以和谐的法治价值与功能去促进社会的和谐。如果法治本身不和谐，实体上是恶法而非良法、善法，形式上是自相矛盾、漏洞百出，那就无法实现法治应有的价值与功能。当然，以促进社会的各方面、各领域的关系和谐来达致和谐社会，以逐步完善的法治来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，可能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但是，这丝毫不能成为我们减慢法治发展速度与进度，原谅我们法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错误、失误的理由，相反，尽可能地、及时地矫正法治建设进展中的错、漏、偏、差，弥补不足，以臻健全和完善，则是我们法治共同体的共同义务。

    判决关系当事人切实利益，他们对判决关注和了解愿望最迫切，对判决所宣示的法律知识研究透，掌握深，法律成为其今后行为规范的可能性强，普法效果必然明显。

    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把法律规则同鲜活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，让公众感知规则的内容，体会法律的力量，在辩明是非对错意识下行使权利，承担责任，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、评价、引领作用，普法的厚度自不待言。

    要发挥好判决的普法作用，必须保证判决的质量，每份判决至少是合格的，最好是优秀的。要加强案件质量管理，以公正廉洁能力机制生产判决结果，以严格出口把关，利用法院集体智慧提升判决水平。特别注重判决书的制作，让判决书成为一本普法读本，让读者读得懂，看得服，不能在“宜粗不宜细”摭羞布下，含糊其词。文书说理透切，论证有据，结论唯一，令人无可反驳。

    坚持判决的普法功能，就要正确对待判决与调解的关系。调解是和平解决纠纷的好方式，但调解是因为有了判决为基础，当参照，才能顺利进行，没有判决展示法律规则内容，调解就会在是非不明中久拖不结。所以判决是主业，判决是司法裁判案件的主要形式。我们不能反对判决，不能将调解替代判决，要鼓励及时公正的判决，让法律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，赋予法律鲜活的生命。调解与判决是两轮驱动，不能一味强调调解而拒绝判决，不能将判决视为瑕疵产品，在法治建设背景下，更应突出判决的地位与作用。

    社会和谐固然需要法治支撑，以法治为基础、为前提、为标准、为调谐器；同时，社会和谐也要求法治和谐，即法治各领域内部的自我和谐与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和谐，以和谐的法治去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，这也是我们的共同职责。